多维视域下的东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汉文、英文）
所谓翻译理论，就是对于翻译实践、错综复杂的翻译过程及其翻译中反复出现的各种现象、关系和特点做出适当的分析及归纳总结。（刘军平，2009：11）理论来自于实践并能够指导实践。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文化交流中一直广泛地进行着，虽然翻译家对在翻译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困惑和问题也积累和总结出了一些原则和策略，但对其理论的系统、科学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得益于20世纪中叶语言学的迅速发展，部分语言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翻译理论研究，并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符号学、话语分析、信息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从而使翻译理论研究进入到语言学时期。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已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苏联语言学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解释“翻译过程”这个术语时说：“我们在翻译上运用‘过程’这一术语时，是从纯语言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即把它看成是一种语言改变，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语际改变……‘改变’（或‘转换’）这个术语仅用于语言学的同步描述，指的是两种语言单位或言语单位之间的一定关系。这时译者拥有源语A的话语a，经过一定的处理（即‘翻译转换法’）创造出语言B的话语b，它与话语a之间有一定的规律性关系。”（巴尔胡达罗夫，1985）。其他代表人物如法国的让·保尔·达尔贝勒纳，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德、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翻译的经验纳入科学的理论的范畴之内。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的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到了80、90年代，翻译理论研究呈现了多学派、多视角、多层次的百花齐放的局面，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的跨文化研究、翻译的哲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都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学说，翻译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我们应该注意的事实是：翻译实践先于理论，翻译活动不依赖于翻译理论，但是翻译理论的形成、拓展和完善离不开翻译实践。《多维视域下的东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汉文、英文）》将从翻译的语言学、文化、目的、阐释与文学的各个理论维度，结合一些实例来探讨翻译的现象和特点，试图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的翻译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多维视域下的东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为我国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英译研究的首部学术著作，对我国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英译研究及其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多维视域下的东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汉文、英文）》的“民族”一词，特指我国少数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不朽的史诗，与汉民族文化形成了互补关系，一起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或大中华文化。然而，长期以来，民族典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连中国文学史也很少包含民族文学的内容，更不要提对民族典籍外译及其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