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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我于2000年出版的《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方略》基础上，进行全面修订完成的。“方略”一书出版后，受到各界知名人士的极大推崇，连续几年成为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销售排行榜的第一名，并在美国等多个国家销售。这对于多年研究曾国藩的我而言，是最大的肯定和鞭策，也激励我继续追寻曾国藩身上所特有的品格，挖掘他成大事的正能量。 与他同时代并成为他成大事的左膀右臂的胡林翼、李鸿章等人所具有的“官二代”的光环不同，曾国藩出身普通的农家子弟，早年社会关系简单，基础极为单薄，这就使得他所积蓄的正能量的时间似乎要更长一些。但他秉持“一入官场，即待罪之身”，对每一项任职都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故历任各部侍郎，九年十迁，37岁成为清朝为数甚少的副部级领导。《年谱》记载他每日以八事自课，“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堪称是荀子所说的“仕者必为学”的典范。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孔子所倡导的“仕而优则学”，即便他后来手挽四省兵符，戎马倥偬；以协办大学士、大学士职任两江总督，仍然“舟次不废学”，对此，身边的幕僚方宗诚颇为不解，他回答说：世间之事，为我们所不知、不深知者太多了。不读书，理不能明，心不能养，何以能知人、何以能应事，古往今来，大人物而走向颠蹶的，都是不学之过啊！他所说的“学习”，不是本本主义，而是实践中学，他说：向古人学习，多看书籍，向今人学习，多找榜样；做事情，问当局者，知道委曲，问旁观者，知道效验。勤习不已，才能免于咎戾。这些都可以说是他不断累积正能量的法宝。 在中国历史上，秀才带兵而成功的概率极低。以文弱书生而走向战场，是曾国藩所面临的人生的重大挑战。由于他所创办的湘军，与国家的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有别，更多带有私属色彩，因而“体制的碰撞”使他饱受屈辱和挫折。甚至连胡林翼、李鸿章等私下通信中，最初都不看好曾国藩。但他凭借“打脱牙和血吞，有苦从不说出”的一种坚韧，本着“极困极难之境，打得通的才是好汉”的一种精神，特别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善于检讨自己，这使得他能够把持正能量，掌控正能量。他说：登山耐侧路，踏雪耐危桥。一耐字极有意味。又说：耐字乃人生进境之必由之路。除了“耐”，还要忍，而忍字是成大事者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济。盖容则恕人，忍则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违，即愤然而发；一善之长，即为炫暴；一言之誉，即为动容。皆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昔人谓量随识长，闻事不喜不惊，乃可以当大事。在与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渐之不忍，而终身渐乎！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斯可以验平素之道力。不错，有才能的人并不一定能成功，世上不缺有才者，缺少的是超凡的意志品格。 如果说曾国藩在京城为官的十余年，是他积蓄正能量的时间，他在地方办湘军的最初七八年，是他把持正能量的过程，那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则是他释放正能量的过程。在此期间，他把“八字秘诀”作为成大事并可大可久的不二法门。这“八字秘诀”有四字是要求自己做到的，即“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而忠、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这四个字，都是处理与他人关系的秘诀，并各有侧重：忠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后来他又把“八字秘诀”浓缩为二个字，即勤、谦二字。指出：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曾国藩的“内圣”功夫，都要求自己落到实处。他按照孔子所说的“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的路径，晚年通过对《易经》的钻研，体悟到六十四卦中，只有践行“谦”卦，才能渡过人生的任何险滩，即“劳谦君子有终吉”，所以他提出：思劳谦二字之道，精力虽只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为此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信条是：舍命报国，侧身修行。他把完善自我、领导他人进而成大事概括为二句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这可以说是曾国藩成功之道最经典的概括和总结，是他一生阅历和历练的浓缩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