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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输入的国际法术语研究
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为了应对时局，于1862年夏天成立了京师同文馆。该馆本是一所语言学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成为总教习后，渐渐变成了介绍西方法律文化的重镇，而国际法著作的译介尤为详细。面对语义精细的国际法专门术语，并非修习法科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人克服重重困难，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等当时最为前沿的国际法著作，并采用古典翻新、中西涵化等方式，译定了一批国际法术语。如“InternationalLaw”、“Sovereignty”、“Citizen”、“Terrtory”、“State”等被译为“公法”、“主权”、“人民”、“疆”、“邦”。探求这些词语的西义及汉语对译词的的古典意义，厘清其流传、变异、定型过程，进而阐述其对近代国人思想的影响，由此可窥见近代中国异彩纷呈思想文化内容之一斑，亦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诚如陈寅恪所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京师同文馆输入的西方法学研究
西方法学系统输入中国，肇始于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丁韪良主持翻译了《万国公法》、《星轺指掌》、《公法便览》、《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公法千章》（又名《公法新编》）、《公法会通》、《陆地战例新选》，毕利干主持翻译了《法国律例》（包含《民律》《刑律》《民律指掌》《刑名定范》《贸易定律》《园林则例》）。这些译作对于晚清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代中国知识界也因此进一步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