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
罗常培（1899年8月9日-1958年12月13日），萨克达氏，满族，属正黄旗，北京人。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大学毕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还曾任《中国语文》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1954年和1958年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语言研究》常务编委等。他曾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创办了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
蜀道难（附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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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入蜀学术文化考察，“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中途“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罗常培将这一路的经历写成了具有日记性质的游记——《蜀道难》，是对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真实记录。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此行，本来都写有日记，今唯有梅贻琦的日记保存下来；而作为此行财务总管的郑天挺，也留下来一份账目清单，详细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交通、住宿、餐饮、听戏等物价。现将梅贻琦这部分日记及郑天挺账单附入《蜀道难》相关章节之后，三人资料对读，展现出一幅鲜活的画卷，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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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畏难而搁笔：回忆老舍（百年中国记忆·文化大家）
本书为关于老舍的资料汇编，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可以了解老舍一生的大致经历，可以了解到他的童年时期是何种状态，他的青年时期又是何种状态，在风雨缥缈的战争时期他怎样坚持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怎样主动改造自己的思想；通过本书还可以了解到老舍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他对文学持有何种看法。总之，本书是一本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老舍的佳作。
普通语音学纲要（修订本）
《普通语音学纲要（修订本）》的体例是应用语音学的一般原理，联系中国语言的具体实际，所举的例子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没有的然后举各地方言，汉语没有的再举兄弟民族的语言，为补充中国语言所没有的音，或为比较上的便利，才引用一些外国语言的例子，以资参证。关于语音学理论方面尽量采用苏联的学说，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各国语音学著作中一些好的部分。
苍洱之间
《苍洱之间》讲述了：白化文先生顺便还提及，罗先生讲课时，身后有一个学生为他板书，这个学生就是有名的语言学家王钧。我忽然想到这个细节，是因为王钧先生的哲嗣王旭前几天才来厦门大学，他现在澳大利亚，是一位画家，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兴趣，想以此题材创作，来厦门大学和我交流一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感想。
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八思巴字是元代八思巴喇嘛仿照藏文字母创造的一种蒙古字。虽然蒙古统治者将其作为国字颁行，但直到元灭未能广泛推行而逐渐废弃。当时有其书写的史籍文献、官方文书及碑刻等，还有保存至今。元代历朝八思巴字对译汉语的资料也保存得十分丰富，对于研究蒙古史、古蒙语和汉语史都极有帮助。应用八思巴字对译汉语资料可以研究元代汉语的音韵系统，并可以进而推求它和汉语普通话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本书由著名学者经多年研究编著而成，书中配有大量元代文献、碑刻、文物的影印图版以及蒙古字韵写本等，具有学术价值，并可供考释元代文物参考。
语言与文化（注释本）/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
《语言与文化(注释本)》是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撰写的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语言与文化(注释本)》最初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于1950年出版，全书八章，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等等。 《语言与文化》一书是罗常培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研究成果。罗先生于1938年辗转抵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后，便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多的条件，开展民族语言调查。自己调查，组织学生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言与文化》一书附录四《语言学在云南》所列41项成果中，有17项是罗先生自己调查的。1944年至1948年，罗先生借在美国几所大学讲学之机，也收集相关的资料，做类似的调查。 《语言与文化》一书写于半个多世纪前，195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1989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经汪大年先生根据作者保存的夹有好几位先生签注意见的本子做过整理的重印版；200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据《罗常培文集》第五卷核校稿排印的新本，《文集》本曾据1989年本核校。
经典释文音切考（全五册）
《经典释文音切考（套装全5册）》是罗常培先生对《经典释文》音切进行整理和批注的手稿，包括释文声类长编、释文韵类长编、经典释文直音编、经典释文音汇四部分。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看到《经典释文》的音系面貌，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大学者是如何做学问的。
韵学源流
关于此书的价值和作者研究，殷孟伦先生有《莫友芝与<韵学源流>关系质疑》一文（见《子云乡人类稿》）。先生尝疑是书未为莫氏原作，然近年来由于新材料之发现，此说恐非确论。可参读白雪华等论文《<韵学源流>作者考实》。
中国文法通论 说文部首 汉语音韵学导论
《中国文法通论:说文部首汉语音韵学导论》讲述了：刘复所著的《中国文法通论》就是其革新主张的代表作之一。这《中国文法通论:说文部首汉语音韵学导论》以先秦古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兼收一些现代汉语的例证，说明文法是什么、文法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并论述了词的分类、搭配关系及句子的结构与分类。《中国文法通论:说文部首汉语音韵学导论》中《汉语音韵学导论》的作者罗常培（1899—1958），亦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曾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言调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等方面。他的《汉语音韵学导论》重点在音理方面，将汉语音韵学里的声、韵、调、切四个概念讲清楚，并据语音学原理。对传统的音韵学术语进行了梳理。是普及汉语音韵学的入门书。
古代文学研究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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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月9日生于北京一个满族平民家庭。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因父亲刚去世，不得不负起全家生活重担，一边读书，一边在众议院做速记，半工半读直至毕业，又转入哲学系读了两年。1921年离北大后，在京津两地教中学，并代理过校长。1926年，到西安任西北大学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讲授音韵学。次年回京。1926年至1928年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1929年到刚成立于广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专力研究中国音韵学和汉语方言。193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兼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任教。次年学校迁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入滇。1940年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兼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1944年赴美国讲学，1948年回国，继续在北大教书，并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他还被任命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949年)，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1954年改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5年)。1954年和195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51年起患高血压症，仍长期带病辛勤工作，终于不治，1958年12月13日逝世，刚满59岁。 罗先生在学术界工作约30年，主要是在研究所专力研究和在大学任教；任教也从来没有停止研究工作，而是将研究所得充实教材或开设新课。例如《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就是在许多所大学教音韵学的讲义，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历时20余年，前后修订8次，才正式出版的。研究、教书互相促进。他多方面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局面，教出许多方面语言研究专门人才，不愧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的业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音韵学研究。音韵学发展到20世纪初，上古音的声部和中古音的声类、韵类的分合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经过研究整理的大量资料。如果要更进一步，就必须有新方法、新工具、新材料。罗先生适逢其时。他充分研究了前人各家音韵学著作，包括国外汉学家这方面的著作，全面掌握历代音韵资料。在这基础上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语音学方法，引用方言和梵汉、汉藏等对音材料，对音韵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关于古代某些声韵母读音和音类分合的独到见解。这方面的论文，如《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0年)、《知彻澄娘音值考》(1930年)，等等，都是力作名篇。常被引用。另一方面，对音韵学中的某些术语，主要是等韵中的术语，做了使人容易理解的音理解释，如《释内外转》(1933年)、《释重轻》(1932年)等。罗先生的工作使传统音韵学从“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状态上升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他还对前人某些较为生僻的音韵著作，用序跋的形式加以评介，给以音韵史中的适当位置。为了填补传统音韵学从上古音到切韵音中间的一大段空白，他对汉魏南北朝的韵部进行了全面研究，另外，沿切韵音往下延伸，研究近代音，写了《(中原音韵>声类考》等论文。这就跟现代音相贯通了。 二、方言研究。罗先生研究汉语方言是跟研究汉语语音史密切相关的。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专著《厦门音系》和论文《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前者用历史的语言系统驾驭现代复杂的方音，后者用六朝韵文中所反映的方言特点帮助考证并构拟历史语音。1940年出版《临川音系》一书，把临川语音同切韵音和现代北京语音作了比较，对某些“特殊词汇”作了语源学的探索。1933年出版了《唐五代西北方言》，利用了梵汉、汉藏对音，在方法上是创新，是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去考证汉语古代方音的典范之作。他还调查了在方言分类上很有价值的徽州方言，写过几篇介绍这个方言特点的文章，个别材料用作他某些著作的例证。广大官话(大北方话)内部差异的调查，那时还没引起方言研究者的兴趣。罗先生独具只眼，抗战期间在昆明写了《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发表。十余年后许多性质和名称都类似的书接连出现，为推广普通话起了重要作用。罗先生这篇文章实开其先河。他还对西汉杨雄《方言》以下，直至清末各家的方言著述，作出总结式述评。罗先生方言研究的特色是贯穿古今，多作比较，不只是平面描写。 三、民族语言研究。他从汉语方言研究转入民族语言研究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这里民族语言众多，语言学者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引自他《语言学在云南》)。他以身作则，鼓励并带领学生进行调查，曾三次为此去大理，平日在昆明也找发音人记录。他调查了民家(白)语、纳西语、俅(独龙)语、怒语、景颇语、傈僳语、摆夷(傣)语。发表了《莲山摆夷语初探》(与邢庆兰合著)、《贡山俅语初探》(中文、英文)、《贡山怒语初探叙论》等。有些材料用作他别的著作的例子，如《普通语音学纲要》(与王均合著)就引用不少；《语言与文化》中也不难发现。更重要的是，一些青年学者在他的带动下逐渐成为民族语研究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民族语言调查，他们起了骨干和种子作用。 四、借鉴域外。罗先生研究音韵史，早在20年代末就注意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学习汉语用罗马字母拼汉字的材料，写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长篇论文(1930年，十余年后又写了补篇)。后来这工作扩大到传教士之外的许多国外与汉语研究有关的著作，逐一单篇介绍。又在大学开设《域外中国声韵学论著述评》课程，并编成讲义印发。域外中国声韵学重要著作中当首推瑞典高本汉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作于1915—1926年)。当年中央研究院打破不译书成例，特委托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经多年努力把此书由法文译成中文，并改正其中错案，补充某些材料。这个译本1940年出版以来，对我国语言学界的影响至今未衰。罗先生除了在《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1935年)着重介绍高氏此书，还发表了专篇介绍。罗先生顺着研究耶稣会士的汉语拼音往下走，从另一方向扩大到对我国拼音字母源流的研究。这既是学术专题，也为配合当时的推行国语运动。他研究了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制定前各家各派为标注字音或拼写口语的字母，陆续发表，后总成《国音字母演进史》一书(1934年)。50年代中期，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中，这书应需要改名为《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重印。 五、铺起一条中国语言学新的路基。语言学所以列为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和产生语言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早在《临川音系》的叙论里，罗先生就论述了临川话和客赣话的历史关系。后来这叙论抽出加以修订，单独发表，题为《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进一步阐明民族迁徙和语言演变的关系。40年代他在云南，结合语言调查，注意搜集有“父子连名制”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材料，连大理荒郊野外的墓碑也未放过。他数次发表有关“父子连名制”的文章。后来总成一篇分为三纲六项十三目的长文《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这篇文章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云南西部人数多、分布广的民家(白族)应属藏缅族；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古南诏国(约8世纪至10世纪)的建国者是有父子连名制文化特征的藏缅族中的彝族和仍有这特征遗迹的白族的祖先，而不是没有这特征的非藏缅族称为“白夷”或“摆夷”的傣族。罗先生另一拓展语言学的力作是《语言与文化》一书。这书写定于北京解放的炮声中，而框架构建和资料积累由来已久。他用大量语言事实，论证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系，并“自信这本小书对中国语言学新路把路基初步铺起来了”。这书40年后重印，被推许为“我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开创性著作”。 六、音韵学的普及工作。在这方面，罗先生主要从两项工作使深奥难懂的音韵学去影响社会：一是把音韵学延伸到文艺领域，解决其中某些问题，显示音韵学并非一门孤立的“绝学”，而是与文艺相通，对文艺有用的学问。他初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就写了《音韵学与戏剧》(1935年)、《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1936年)等从课堂通向剧场的文章。能体现他这方面业绩的，是《北平俗曲百种摘韵》一书。他用“丝贯绳牵”法归纳100种北平俗曲押韵而成。1942年在重庆出版后，当地《新华日报》写专篇书评介绍，称它“就内容说，称得起是一本通俗的科学著作，而所附的字汇，又可以实际帮助诗人们用来合辙押韵。”这本书解放后曾两次重印(改名为《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可见受到社会重视。罗先生普及音韵学知识另一方法是直接写些浅近易懂的有关音韵学的文章。30年代，就有《音韵学研究法》一文(1934年)。十年以后，又写了《音韵学不是绝学》(1944年)。这两篇文章的十年中间，他写了一系列音韵学通俗性专题文章，如《从“四声”说到“九声”》(1939年)、《四声五声六声八声皆为周氏所发现》(1941年)、《什么叫双声叠韵》(1942年)、《汉语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1942年)、《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1944年)等等。他本来打算把这些文章集结为《恬庵说音》一书，跟《中国音韵学导论》相辅而行。因出国讲学，无暇整理作罢。 罗先生的一生业绩联系着我国语言学发展的许多方面。诚如魏建功先生所说：“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多的人。”罗先生自己也说过：“我们的工作应为后人铺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逝世40多年来，主要是近20多年来，我国语言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正是他生前的愿望。
唐五代西北方音
《唐五代西北方音》是利用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首 部专著，是罗常培古音方言研究的代表作。用现代西北方音作比较来探讨方音流变。参照其他译音材料和现代汉语方言，结合音理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是语言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切韵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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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第一分册
报纸本平装603册 道林纸精装466册
临川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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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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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语言文化类（套装共12种）（精装）
《大家小书》思想类（精装）包括《经典常谈》、《语言与文化》、《习坎庸言校正》、《古代汉语常识》、《国学概论新编》、《文言尺牍入门》、《敦煌学概论》、《训诂简论》、《常识》、《文言津逮》、《中国字典史略》和《古典目录学浅说》共计12本。该套箱装收录了12本语言文化类的大家小书，该套装将会以新的装帧、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语言与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仰仗它来推进。 《中国语言与文化》收录了罗常培先生关于语言和文化的若干演讲和随笔，包括“语言与文化”和“中国人与中国文”两部分，是罗常培先生对于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进行的深入研究的结晶，也是罗先生比较经典的著作。其中，《语言与文化》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罗常培先生以传统小学为功底，运用现代语言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全面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拓展了语言研究的新疆界，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
罗常培文集/大家文丛·云南文库
《罗常培文集/大家文丛·云南文库》选编了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苍洱之间》及几篇论文组成。《语言与文化》是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书中先生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造词心理、借字、姓氏别号、亲属称谓等方面探讨了民族的来源、文化变迁等。《苍洱之间》是一本游记，先生以轻松愉快的文字记述了其在洱海、鸡足山等大理名胜地的游览。另外几篇附录文章，以语言学、治学与国家建设为主题。
文化学术论著全8册
《语言与文化》是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撰写的一本探索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小书，全书共八章，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等等。罗先生以传统小学为功底，运用现代语言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全面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拓展了语言研究的新疆界，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 《中国文字与书法》从文字源流、书体沿革、书法述评、书法研究等方面，对历代文字与书法的发展演变及著名碑帖等，结合图片一一叙述，使人能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字及书法的历史，附录部分提供历代书法名家小传及重要碑目，是一本学习文字与书法的入门之作。 《文字学常识》是文字学家胡朴安先生在持志大学、国民大学、上海大学、群治大学历次讲授文字学知识的讲义结集，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文字的变迁、废弃和增加，对甲骨文、古文、篆文、隶书等都有相当切实的说明。中篇说明六书的次第及功用，并分别用实例阐明各自的内容。下篇是研究文字学的书目，指出各书优缺点，以备参考。 《中国文化史》共分三编七十八章从文字与图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学、社会习俗、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发展。书中依据历史演进的顺序，讲述中国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思潮、文化现象与文化制度的发生与发展，内容照顾到点与面、时间与地域、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勾勒出中国文化的全貌，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念和认同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的史学代表作，充分阐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本书共分16讲，以社会思潮、学派人物和学科发展为线索，展现了中国学术在17世纪至19世纪三百年间的变迁，内容翔实，观点新颖。通过本书，读者不仅能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可全面、系统地了解清代学术，以及中国历史发展与思想文化的联系。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汉魏到陈隋之间（公元前206－公元617）韵部演变的历史。书中具体包括了：周秦韵部与两汉韵部的分合、两汉韵部之间通押的关系、汉代四声的类别、个别方言材料的考查、两汉诗文韵谱、韵谱编排的方法、汉代古书注解中所指出的方音现象等方面的内容。
罗常培文集（第4卷）
《罗常培文集（第4卷）》主要内容包括：贡山俅语初探、贡山怒语初探、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等。罗常培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其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对汉语音的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越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至今还在润溉着一代代学人，甚至他在当时对学人的告诫，至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罗常培文集》的出版对于总结这位文化大师的学术成果，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思想，传承他的优良学风，给中国语言学史保留一份里程碑式的学术文献，推进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等方面意义重大。
国音字母演进史/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
《国音字母演进史/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系列图书之一，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国音字母之发端，国语罗马字演进的萌芽期、发育期、成熟期，注意符号演进的假名系、速记系、篆文系、草书系、象数系、音义系等命题。本书系统梳理了国音字母的演进过程，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必读专著。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陶孟和社会与教育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 这本《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陶孟和社会与教育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是其中一册。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陶孟和社会与教育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收录了《陶孟和社会与教育》；《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二册内容。
厦门音系/厦门百年学术论著选刊
罗常培在《厦门音系》的自序里说：“1926年秋，余从鲁迅诸先生后，避地厦门。海澨屏迹，端居多暇。授读之余，时与思明林藜光，晋江邱立，龙溪薛澄清诸子，访问语音，察其条贯；并征集当地通俗韵书，里巷谣谚及教士所为罗马字诸书，互相参究。积以半年，略有所得。”他所结交的这几位都是专家名流。分别精通泉漳厦口音。薛澄清是漳州人，曾作《十五音与漳泉读书音》，邱立是泉州人，曾作《闽南方言考》，均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林藜光是厦门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毕业，罗常培找他记录了厦门音，后来从广州回北平之后，恰好林氏由厦大国学院戴密微教授（法国人）推荐给北京大学的钢和泰教授（俄国人）当助手，罗常培于1930年初约请林藜光在三个月中用周末时间为他校订厦门音（后来通晓英、法、德、日诸语及梵、藏文字的林藜光得到史语所赞助，赴法跟随印度学大师列维深造，十余年后完成了梵文《正法念处经》的校注）。罗常培先生不但善于交友，而且一开始就开创了研究汉语方言的正确道路：比较邻近方言的异同；搜罗民间流行的方言韵书和歌谣俗谚；利用西洋传教士的方言记录材料；运用传统音韵学的音系理论并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国际音标和现代实验语音学的语音分析方法）。 《厦门音系/厦门百年学术论著选刊》的成功正是融合了中西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结果。